原標題:“世說心語”文學大賽揭曉,“不比國內最好作家的作品差”) 10月12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上海市作家協會、華東師范大學主辦的“世說·心語”第八屆華語原創文學大賽頒獎典禮暨“80后文學”論壇——“文學的變局”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
今年是華語原創文學大賽舉辦的第八個年頭,本屆大賽將參賽稿件的體裁設定為小說,借用劉義慶編纂的筆記小說集題目《世說新語》,取“新”之諧音“心”,愿小說作者別出心裁,由紛紜世相入深曲之境。
據悉,大賽自2016年2月開始面向全國征稿,到2016年4月15日截止,經過碩、博士研究生評委的一輪審稿和中文系教授評委的二輪審稿,有31篇作品從1946篇作品中脫穎而出,最終評選出一等獎兩名、二等獎四名、三等獎六名。評委代表、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楊揚認為這次比賽作品一點都不比目前國內最好的作家所發表的短篇小說差。
有意思的是,年齡最大的獲獎者有80歲了,年齡最小的獲獎者還是個高三學生,他們之間相差了63歲。評委代表、上海作協副主席孫甘露笑言:“好像最后獲獎者主要是40后、30后,然后就是90后。中間是缺席的,只有一兩位80后。這個現象非常有意思,在評選的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
“不要否定80后早期寫作”
當天,由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第四屆唐弢文學獎獲得者黃平主持的“80后文學”論壇邀請到了6位“80后”文學批評家與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慶祥,上海市作家協會青年批評家項靜,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獲得者笛安,第五屆老舍文學獎獲得者文珍,郁達夫小說獎獲得者甫躍輝,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獲得者雙雪濤。
這群80后作家觸碰文學的道路各不相同。笛安說起自己小時候很喜歡聽大人說話,從小就建立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世界觀,因此比較容易面對真實世界里復雜的東西。而雙雪濤在五年前還是一個銀行職員,“同事沒有人知道我在偷偷寫小說。現在回頭看五年前的小說,我并不覺得很羞愧,因為我覺得當時身上有一股剛開始寫小說的勁頭,感覺非常痛快。”
在楊慶祥看來,今天人們談“80后文學”的變局,依然不能否認80后最早的那一批青春寫作。“我們真的需要重新反思這個問題。現在有一種越來越不好的傾向,就是80后當下寫作否定80后早期寫作,這是非常不客觀的態度。”
楊慶祥說:“80后的青春寫作有一種特別的文化史和精神史意義。80后的這批寫作者用一種非常小心翼翼的方式和這個世界打交道。我小時候經常搬著板凳旁聽大人講話,然后大人會說 滾到一邊,不要聽我們講這個 ,但是我出去轉了一圈又回來聽。所以早期80后寫作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向這個世界求愛,有時候還會撒嬌,所以非常有意義。”
“文學總歸比影視更早反映時代精神。為什么現在大家吐槽青春片?有一張圖提及逃學、墮胎、死亡……這當中有很多這種要素。”文珍提到,反而稍微晚一點出道的80后寫作不會有這么多慘烈的東西,開始回歸到正常或者更煩俗的人生軌道。“這是很自然的過程。年輕的時候會激烈一點,到了年近三十或者是過了三十以后,從飛揚到沉淀,這個變局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趨勢。”
80后如何書寫城市文學
項靜提到,大部分50后作家“一開始只寫鄉村,到現在還在寫鄉村”,但70后、80后、90后作家既可能寫鄉村,也可能寫城市,“不存在單純只寫某一個題材的作家了。”
文珍認為城市文學是一個偽命題。“哪怕是賈平凹,他的后半生有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的時間都在城市里,只是也許有些作家會選擇以童年經驗為母題一直在述說,更多作家可能不可避免地處理當下經驗。對80后這一代,這更加不可避免。”
“我也看到過一些同時代作者在寫鄉村,但很多時候中間有很多陌生。”文珍說,最后80后的文學主流肯定會變成城市文學。
和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文珍不同,甫躍輝屬于“來自鄉村的城市的外來者”,這讓他對城市有一種陌生視角,會看到一些常年待到城市的人不會看到的東西。
“比如我住在華師大的時候,旁邊住著很多上海人。這些上海人像我們外地人一樣買不起房子,是租來的。有一次有一個上海老太太給我講小黃魚兩塊錢一條,太貴了。還有一次一個上海女孩一直開著公用水池里的水龍頭,就因為水費是公攤的。”甫躍輝感慨,“好像城鄉之間有區別,但我也沒看出太多的區別來。”
“那么城市為什么值得我們提出來,去強調這是城市文學?除了環境變了,高鐵高架、高檔酒店,人有沒有改變?人性有沒有什么變化?當我們提到80后的變局,我就一直在想,我們為什么要變?”
他說:“我們寫出來的東西,如果沒有變化就沒有必要寫,如果有變化又為什么要去變。就像城市和鄉村一樣,因為環境變了,時間變了,際遇變了。外在的東西變了,會導致內在的幽微的不易覺察的變化。我們去把這些變化寫出來,這樣城市文學才能成立起來。”
“剛剛說到80后文學的變局,我想如果80后真的那么突出,在時間、社會上有那么突出的變化,那我們把這種變化寫出來,我覺得80后文學才能有新的變局。”